第0167章裁军令下，民国二年

    民国二年，四月的北京城，柳絮纷飞如雪。
    沈砚之站在陆军部大楼三楼的窗前，看着窗外长安街上熙攘的人流。黄包车夫拉着西装革履的洋人飞驰而过，卖糖葫芦的小贩在街角吆喝，几个穿长衫的学生在张贴“抵制日货”的标语，巡警提着警棍懒洋洋地走过，对这些视而不见。
    一切看起来太平得很。可只有沈砚之知道，这太平底下，是汹涌的暗流。
    “沈处长，袁大总统请您去一趟总统府。”
    身后传来副官的声音。沈砚之转过身，看见一个年轻的少尉站在办公室门口，脸上挂着标准而疏离的微笑。是总统府的人，他认得这个年轻人，叫陈启明，刚从保定军校毕业不久，据说和北洋某个将领沾亲带故。
    “现在？”
    “是的，大总统在等您。”陈启明做了个请的手势。
    沈砚之点点头，从衣帽架上取下军帽，仔细掸了掸上面的灰尘，戴在头上。镜子里映出一个三十出头的军官，肩上扛着少将的军衔，眉眼间却有抹不去的风霜。这一年多来，他辗转南北，从山海关打到南京，又从南京来到北京，身上添了七八处伤，心里也添了许多东西。
    走出陆军部大楼，一辆黑色的轿车已经等在门口。陈启明拉开车门，沈砚之弯腰坐进去。车里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座椅是上好的牛皮，坐上去软得像云。这是袁世凯专门配给陆军部高级官员的车，可沈砚之坐了一年多，还是觉得不自在。
    车子缓缓驶过长安街。街道两旁，许多店铺门口挂着五色旗——红、黄、蓝、白、黑，象征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旗子在春风中猎猎作响，可沈砚之知道，这共和的旗帜下，藏着多少不共和的心思。
    “沈处长最近在忙什么？”陈启明坐在副驾驶座上，回过头来搭话。
    “例行公事罢了。”沈砚之淡淡地说，“整编计划，兵员名册，军饷预算，都是些琐碎事。”
    “沈处长太谦虚了。”陈启明笑道，“谁不知道您是陆军部最能干的人。段总长（段祺瑞，时任陆军总长）常夸您，说您办事认真，又不结党营私，难得的很。”
    沈砚之心里冷笑。段祺瑞夸他？怕是骂他才对。自打他来到陆军部，处处掣肘，事事为难，明里暗里排挤他这个“南边来的”。若不是他处处小心，步步为营，只怕早被人寻个由头赶出去了。
    车子驶进新华门，总统府就在眼前。这座前清的摄政王府，如今换了主人，也换了气象。门口站岗的卫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院子里，几株海棠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落了满地，被来来往往的皮鞋踩进泥里。
    沈砚之在陈启明的引导下，穿过长廊，来到一间会客室。会客室里已经坐着几个人，都是陆军部的高级将领——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还有几个北洋的师长。见他进来，众人的目光齐刷刷投过来，有探究，有审视，有不屑，也有好奇。
    “砚之来了。”坐在主位的袁世凯招招手，“坐，坐。”
    沈砚之敬了个礼，在末位坐下。他环顾四周，发现今天在座的，除了北洋系的核心人物，就是他这个“外人”。心里不由得一紧——看来今天要谈的事，非同小可。
    “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门见山。”袁世凯清了清嗓子，目光扫过在座众人，“今天请诸位来，是要议一议裁军的事。”
    裁军。
    这两个字像一块石头，投进到平静的湖面。在座的人神色各异，有的皱眉，有的垂眼，有的面无表情。沈砚之心里却是一沉——终于来了。
    自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裁军的呼声就没断过。南方革命党人要求裁撤北洋军，北洋诸将要求裁撤革命军，双方互相攻讦，都说对方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可实际上，谁都舍不得裁自己的兵。兵就是权，权就是命，这个道理，在座的人都懂。
    “大总统，”段祺瑞先开口了，“裁军是好事，国家财政困难，养这么多兵确实吃力。只是...”他顿了顿，目光若有若无地瞟了沈砚之一眼，“裁谁的兵，怎么裁，得要有个章程。”
    “芝泉（段祺瑞字）说得对。”王士珍接过话头，“如今全国军队，番号混乱，编制不一。有北洋的，有南方的，有各省的，还有那些民军、乡勇，乱七八糟。要裁，得一起裁，不能厚此薄彼。”
    “一起裁？”一个师长冷笑，“王总长说得轻巧。我们北洋的兵，是当年小站练兵练出来的，是国家的正规军。那些南方的，特别是那些革命党招的兵，是什么？乌合之众！要裁，也该先裁他们！”
    “刘师长这话就不对了。”沈砚之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南方的军队，也是为革命立过功的。武昌首义，南京光复，哪一仗没有他们的血？如今共和了，反倒要把有功之臣裁掉，天下人会怎么说？”
    会客室里安静了一瞬。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沈砚之，有惊讶，有恼怒，也有玩味。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处事谨慎的沈处长，会在这个时候，为南方的军队说话。
    “沈处长。”袁世凯缓缓开口，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没温度，“你在陆军部，管着全国的兵员名册。你说说，现在全国有多少兵？每年要花多少军饷？”
    沈砚之站起身，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据陆军部统计，目前全国军队，包括北洋各镇、各省新军、各地民军，总计约九十八万人。每年军饷开支，约一亿两千万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七成以上。”
    “九十八万...”袁世凯重复这个数字，摇摇头，“太多了，太多了。民国初建，百废待兴，要用钱的地方太多。教育要钱，实业要钱，修铁路要钱，治水要钱。可钱都让军队花了，国家还怎么建设？”
    “大总统明鉴。”沈砚之不卑不亢，“裁军是必要的。但如何裁，裁多少，需要从长计议。如今国家初定，地方不宁，若是裁军过急，只怕...”
    “只怕什么？”冯国璋插话，“沈处长是怕那些被裁的兵闹事？哼，当兵的吃粮当差，国家让裁就裁，哪有那么多话说！要是敢闹，枪杆子伺候！”
    “冯将军说得轻巧。”沈砚之看向他，“九十八万人，不是九十八个。这些人当兵吃粮，有的吃了十几年，有的吃了几年。如今突然让他们脱下军装，回家种田，田在哪里？家在哪里？这些人一旦流散民间，无以为生，会做出什么事来？前清绿营裁撤时的教训，冯将军忘了？”
    冯国璋脸色一沉，正要反驳，被袁世凯抬手制止了。
    “砚之说得有理。”袁世凯点点头，又摇摇头，“可裁军是势在必行。不裁，财政吃不消；裁急了，又会出乱子。难啊，难啊。”
    他站起身，背着手在屋里踱步。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这个掌控着中国命运的男人，此刻眉头紧锁，步履沉重，看起来真像个为国事操劳的领袖。
    可沈砚之知道，这不过是演戏。袁世凯要裁军，不是为国家，是为自己。他要削弱南方的军事力量，巩固北洋的统治。所谓的财政困难，所谓的国家建设，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
    “这样吧。”袁世凯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先定个章程。全国军队，不论南北，一律裁撤三成。裁撤下来的兵，愿意回家的，发三个月饷银做安家费；不愿意回家的，可以编入工程队，修路筑桥，也算为国家出力。”
    “三成...”段祺瑞沉吟，“那就是将近三十万人。安家费加上工程队的开销，又是一大笔钱。财政那边...”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袁世凯摆摆手，“关键是执行。芝泉，你拟定个细则，各省各军，按什么标准裁，裁多少，都要列清楚。尤其是...”他看向沈砚之，“南方的那些军队，像沈处长以前带的那些兵，更要妥善安置。毕竟是为革命出过力的，不能寒了将士的心。”
    这话说得漂亮，可在座的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重点裁南方军队。
    沈砚之心里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大总统考虑周全。只是南方各军，驻地分散，情况复杂。有的在山区，有的在边境，有的还在剿匪。若是裁撤过急，只怕地方治安...”
    “这个不用担心。”袁世凯走回座位坐下，“裁军是分批进行的。先从驻在城市、没什么战事的部队开始裁。边远地区、剿匪任务重的，可以缓一缓。总之，要稳妥，要平稳，不能出乱子。”
    他顿了顿，看向沈砚之：“砚之啊，你在南方军中人脉广，威望高。这次裁军，你要多费心。多跟南方的将领沟通，多做做工作。告诉他们，裁军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不是针对谁。民国是大家的民国，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私兵。这个道理，要讲清楚。”
    沈砚之站起身，敬礼：“属下明白。”
    “好，好。”袁世凯满意地点点头，“具体细则，芝泉拟好了，咱们再议。今天就到这里吧。”
    众人纷纷起身告辞。沈砚之走到门口时，袁世凯突然叫住他：“砚之，留一步。”
    沈砚之停住脚步。其他人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然后陆续离开。会客室里只剩下袁世凯和沈砚之两人。
    “坐。”袁世凯指了指身边的椅子。
    沈砚之坐下，腰板挺得笔直。
    “这一年多，在陆军部还习惯吗？”袁世凯的语气很温和，像个关心下属的长辈。
    “承蒙大总统关照，一切都好。”
    “那就好。”袁世凯点点头，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沈砚之，“你看看这个。”
    沈砚之接过，是一份名单。上面列着几十个名字，都是南方军队的将领，有的他认识，有的只听说过。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部队驻地、兵员数量、武器装备情况，详细得很。
    “这是...”沈砚之抬起头。
    “这是第一批要裁撤的部队。”袁世凯喝了口茶，慢条斯理地说，“一共十二个师，约八万人。大部分是你们南方的部队。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沈砚之仔细看那份名单。果然，十二个师里，有九个是南方的部队，而且都是革命时期立过功的部队——武昌首义时的敢死队，南京光复时的先锋营，还有他在山海关带出来的那支队伍，也在名单上。
    “大总统，”他放下名单，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这些部队，都是革命有功的部队。裁撤他们，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而且，其中有些部队驻地偏远，一旦裁撤，地方治安...”
    “我知道，我知道。”袁世凯摆摆手，“可正是因为他们有功，才要做出表率。民国是法治国家，军队要听中央的，不能拥兵自重。他们既然为革命立过功，就更应该体谅国家的难处，带头裁军，给全国做个榜样。”
    他顿了顿，看着沈砚之：“砚之啊，我知道你重情义，舍不得老部下。可你要明白，现在是民国了，不是前清，也不是革命时期了。那时候打仗，靠的是热血，是义气。现在治国，要靠法度，靠规矩。军队国家化，这是大势所趋。谁要是逆势而为，就是跟国家作对，跟四万万人作对。”
    话说得很重。沈砚之听出了其中的威胁意味。
    “属下明白。”他低下头，“只是裁军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不是先试点，从一两个师开始，看看效果，再逐步推广？”
    “时间不等人啊。”袁世凯叹了口气，“外国银行团那边，天天催着还债。各省督军，个个伸手要钱。不裁军，哪来的钱？再说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沈砚之：“有些人，仗着手里有兵，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今天要这，明天要那，不给就闹。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裁军，裁的不只是兵，更是某些人的野心。”
    沈砚之沉默。他知道袁世凯说的是谁——南方的革命党将领，那些不肯交出兵权、不服北洋管束的人。裁军是假，削藩是真。
    “这份名单，你带回去好好看看。”袁世凯转过身，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温和的笑，“跟上面的人多沟通，多做做工作。告诉他们，只要配合裁军，中央不会亏待他们。师长可以当省长，旅长可以当道尹，团长可以当县长。要钱给钱，要官给官。但要是不配合...”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沈砚之拿起名单，敬了个礼，退出会客室。
    走出总统府，阳光刺眼。四月的北京，本该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可沈砚之只觉得浑身发冷。那份名单揣在怀里，像一块冰，凉透了心。
    八万人。十二个师。都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都是为革命流过血的汉子。如今，一纸命令，就要让他们脱下军装，回家种田——如果还有田可种的话。
    那些师长、旅长，或许真能如袁世凯所说，当个省长、道尹，享清福。可那些普通士兵呢？那些十七八岁就跟着他打仗，除了开枪杀人什么也不会的年轻人呢？他们脱下军装，能做什么？做工？种田？还是落草为寇，祸害百姓？
    还有那些伤残的士兵。打仗时断了胳膊少了腿，如今要裁军，他们怎么办？三个月的安家费，够吃几天？
    沈砚之站在新华门外，看着街上熙攘的人流，突然觉得很荒谬。这些人，这些老百姓，他们知道吗？知道那些为他们打过仗、流过血的士兵，马上就要被抛弃了吗？知道这太平景象底下，藏着多少不甘和愤怒吗？
    一辆黄包车在他面前停下。车夫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脸上满是皱纹，笑得殷勤：“长官，坐车吗？”
    沈砚之摇摇头，迈步往前走。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像脚上拴着铁链。
    街上，卖报的小孩在吆喝：“看报看报！大总统宣布裁军！看报看报！全国裁军三十万！”
    行人纷纷掏钱买报，边走边看，有的摇头，有的点头，有的面无表情。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对着报纸叹气：“裁得好，裁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今太平了，养那么多兵做什么？浪费钱粮。”
    旁边一个年轻人反驳：“老先生这话不对。兵是国家的屏障，怎么能说裁就裁？何况如今国基未稳，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土匪横行，正是用兵之时...”
    两人争执起来，引来一群人围观。沈砚之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停留。
    他想起一年前，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那天，满城都是五色旗，满街都是欢呼声。他带着兵从街上走过，老百姓夹道欢迎，往他们身上扔鲜花，塞鸡蛋。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把一朵小红花别在他胸前，说：“叔叔，谢谢你。”
    那时他觉得，所有的血，所有的牺牲，都值了。
    可现在呢？
    现在他要亲手，把那些和他一起流过血的兄弟，送上裁军的名单。他要告诉他们：仗打完了，国家太平了，你们没用了，回家吧。
    他怎么说得出口？
    沈砚之停下脚步，抬起头。天空很蓝，云很白，柳絮还在飞，像一场永远下不完的雪。远处，总统府的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镀了一层金。
    可那金光底下，是什么？
    是野心，是权谋，是无数人用血换来的果实，被人轻轻巧巧摘了去。
    沈砚之握紧了拳头，又缓缓松开。他继续往前走，走向陆军部，走向那个挂着“军务处”牌子的办公室。那里有一堆文件等着他处理，有无数个名字等着他勾画。
    其中一些名字，会被画上红圈，然后，从军队的名册上永远消失。
    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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