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5章 曹操

    齐军正享受着胜利的荣耀，迎接至尊与皇后入城。
    战乱让宛城变得残破，百姓们知齐军入城，互相践踏，恐惧的阴云笼罩着所有人。
    北门、东门告破，南门和西门亦有齐军，可谓上天无翼、入地无门，宛城百姓只得战战兢兢，在街道上等候发落。
    原本城内是不该聚集如此多人的，但齐军以砲石砸击，让百姓恐慌不安，纷纷逃出家门，这给各世家组织人手、呼应齐军开城提供了便利，齐军入城后迅速击溃周兵，接管城防，内城也在范岳的奉献下光速沦陷。
    对于民众的恐慌，齐军的办法也很简单：先警告，还乱动的立刻斩杀，很快让宛城百姓学到了秩序的重要性，一个个像泥塑木雕一样站立在街头，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
    这倒也方便齐军行动，偶尔有兵士闯入屋宅夺取财物，百姓们也不敢抵抗，只得捂面哭泣，做这种事的大多是青兖豫徐征调来的士兵，以及归降的叛军，他们打仗不是很行，行此恶事倒是无师自通，很快，至尊身边的宪兵队和不良人便进入城中，分别由陈山提和刘桃枝率领，严查私自劫掠，经过群众告发，抓住了五十余个士兵当场斩杀，才镇住这股妖风邪气。
    “不是不让他们抢，只是要有组织、有纪律、按照朝廷旨意去抢，不然跟黑帮有什么区别？”
    “黑帮？”
    “就是土匪强盗。”
    高殷冷哼，揽着郁蓝，现在攻下了宛城，他心头去一大患，可以尽展豪性：“宛城世家投效我国，光是看他们的面子，就要庇护住此地群众，不然群众怨恨彼等，彼等将来又觉得归顺齐国得不偿失，难免生出恶心；他们立下大功，让我军在西贼援军抵达前就攻破宛城，只为保护乡土，这是他们应得的赏赐。”
    同时还有一个不必明说的原因，攻下了宛城，以此为根据地和周军交战，那就需要本地百姓提供人力物力，这就不可能屠尽宛城，还要留下一批牛马干活，所以杀还是要杀的，但不是乱杀，而是缓杀、慢杀、优杀，有节奏的杀，有准备的杀，心态成熟的杀，先生带动后杀；要具体情况具体杀，不是盲目杀，而是精准杀、科学杀、高效杀，同时兼顾特殊情况灵活的杀。
    最好是杀完之后再跟曹操一样“做”一首，或者说抄一首悲人悯天的诗来抒发自己的大仁大义，那就是最顶级的仁之杀了。
    实际上，曹操的文采可能非常一般，所谓的“三曹”，更可能是后世的造神把戏。
    陈寿著《魏书》，是暗搓搓黑曹家的，比如刘备的评价是“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曹操是“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这里面是有密码的，毕竟陈寿不是生活在现代，出了事情不是封号喝咖啡那么简单，搞不好还要掉脑袋，所以他得在私货上加点东西糊弄当权者，让面子上过得去，而后人没有当时的文化积累，就容易把陈寿的阴阳怪气当做是真评价。
    按《淮南子》的评价，“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杰，十人者谓之豪”，《春秋繁露》只是把这个顺序倒过来讲，而《白虎通义》的体系是“五人曰茂，十人曰选，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杰，万杰曰圣”。
    也就是说按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的标准，豪杰是百保，牛逼的是英俊，而按白虎通义的标准，牛逼的是贤和杰。
    如果是后者，那曹操实在是牛逼大发了，“超世之杰矣”。
    然而很可惜，陈寿用的是前两者的标准，英雄（俊）是高等，豪杰是次等，杰通桀，杰的繁体字也是傑，最初有一个意思是“残暴”，所以带杰字的就都是江湖大哥、百人级别。
    孙策“英气杰济”，孙权“英人之杰”，和曹操都是杰，但曹操是超世，比他们略高一些；那么三个杰混在一起，其中一个还是孙权，是三杰更高呢，还是刘备自己有的“高祖之风，英雄之器”高呢？答案很明显了。
    最好的当然是刘备，刘备是陈寿的先主，也是他的偶像，自然不会说坏话，但不能吹捧太过，不然承魏的晋朝当权者都要绷不住了，所以陈寿只能拆解对刘备的评价——“及其举国讬孤於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这时候再去看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和西汉路温舒对汉文帝的评价高度重合：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敬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
    《汉书》则曰：“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而刘备“盖有高祖之风”，“举国讬孤於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诸葛亮“管、萧之亚匹”，其实就是在表示，诸葛亮作为相国，受到重用，就能创造汉文帝之治，而刘备肯定是能发挥诸葛亮才干的，潜台词便是刘备其实能做汉高祖和汉文帝，比曹操这个超世之杰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杰是百人之杰，超世也不过上一个档次，是千人，恰和李世民对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的评价如出一辙，这个评价从两汉到隋唐都大抵定型，只是后世曹操的粉丝给力，才让曹操翻了案。
    不过在陈寿的评价里，曹操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孙权，因为孙权“有勾践之奇”，看起来很有牌面，说是能忍辱负重对吧？
    可孙权是吴帝啊，而勾践是越王，最有名的事迹是灭吴。
    文化人阴就阴在这里，骂你你都听不懂，还以为夸你呢。
    所以在陈寿的评价中，曹操本质就是一个残暴的野心家和篡贼，跟文学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甚至李世民也觉得曹操只是“一将之智”。
    同样的，文化这种东西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产生错误印象，就像许多人以为古人会叫皇帝为“高帝爷”、“武帝爷”，根据演义的错误印象以为曹操爱怒、刘备爱哭，刘邦就是个地痞流氓……因为不了解，所以习惯性这么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没什么好苛责的，曹操的文学水平其实也在这刻板印象之中。
    曹操作为一个文学家，正史《三国志》却没有和曹操文学有关的评语，其子曹丕也是皇帝，也有“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的评价，但曹操则是“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
    这个评价缺德至极，因为申、商、韩、白分别是申不害，商鞅，韩信，白起，看上去都是牛逼人物，可仔细观察他们的下场，除了申不害其他都很惨：商鞅被五马分尸，韩信被吕雉谋害，白起被猜忌自刎，属实是倒霉完了，怪不得能说那句“你真是我的韩信白起周亚夫”，其实自己就是这样。
    而且几个人都有重大污点：申不害请仕从兄，任人唯亲，刑名术治，使奸多；商鞅严刑峻法，苛刻国民；韩信做过王侯将相，被套上谋反之名；白起则是屠城。
    对应曹操唯才是举，重用诸夏侯曹，搞屯田制错役制，凌辱汉朝王室、称王准备篡位，屠城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是精准命中，而且最逗的是对比的全是臣子，一点太祖的牌面都没有。
    所以当时的人们很可能慑于魏晋对曹操神化的需要，不得不给他镀金，但更多不在魏晋体系中的人则暗搓搓的把证据藏在夹缝间，流传到后世，比如《英雄记》里曹操所写的《董卓歌》：
    【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怎么说呢，跟十全老人可以坐一桌。
    还比如很有名的《龟虽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然而《世说新语》记录的是，东晋初年的王敦“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后来唐朝人所作的《晋书》则改成了“王敦，字处仲，每酒後辄取咏魏武帝乐府歌”。
    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曹操可能本身对文学并不热爱，真正喜欢文学并推动建安文学的是他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但出于莫名的法统原因，比如宋齐梁陈需要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而隋唐也希望继承秦汉魏晋法统，摆脱北魏和北周搞的“周秦魏周”法统，而刻意地抬高汉末中最强也是最后赢家的魏晋开朝先祖，曹操的文学地位，由此来强化其文治的一面，间接提升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以来破损的汉人之世的文治。
    就好像后世对清朝的诗歌印象极其差劲、而盛唐随着李白的诗词一盛到顶，这也是文化领域的工作，百姓吃得好、住得好是当代的事，但能给后人留下怎样的印象，靠的就是这些文化产业。
    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条约”，就是这种思想的累积，明明从春秋时期就有的小说家，硬生生给出一种明朝才开始有小说的印象，曹操的文学家形象就是唐人用文化修治来填补前朝无法统一乱世的造神工作，许多当代留下的名篇因战乱或意外散落，总能留下一些无名氏的华美篇章，而这些东西就挪给了曹操，让他跻身文学家的行列，成就所谓的“三曹”。
    最明显的证据就在于《宋书·乐卷四》，前面凡是曹操作的诗词，都会在前面加上“魏武帝词”，曹丕也是同理，但这里出现了《碣石篇》、《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五篇，却没有署上魏武帝的大名，说明至少在宋书成书，也就是梁朝之时，世人还认为这五篇不是曹操所著，乃是无名氏，所以没有署上“魏武帝词”。
    所以曹操的文学形象极有可能是后人的造神把戏，他本身就是一个屠城狂魔，只是因为后人的需要被塑造成了一个悲人悯天的文学家，到了现代社会，又成了所谓的“可爱的奸雄”。
    同样的道理，高殷也可以窃取前代、时人乃至后人的华美诗篇，把它们冠在自己、洋子乃至高欢的头上，一样弄出一个“三高”来，反正他们高家基因这么好，各个英俊帅气，说话又好听，还都有才能，那么会写诗搞文化，也很合理吧？
    毕竟他自己可是亲笔写了三国演义等一系列的名作，偶尔也会抄些后代的诗词，比如“覆舟水是苍生泪，不到横流君不知”什么的，这一句就足以孤篇盖全齐了。